施克莱对韦伯的三次指斥

admin 1个月前 (10-27) 社会 15 0

在学界,马克斯·韦伯的职位向来非同寻常。他的学术成就不分英美欧陆、左派右派受到普遍尊重,而他那种直面价值冲突、不狂热亦不退缩甚至视狂热为退缩的冷峻人格,也早已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处世伦理的不朽典型。

朱迪丝·N. 施克莱(Judith N. Shklar, 1928-1992),美国犹太裔政治理论家,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历任美国政治学与法哲学协会主席、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席等,研究散布于启蒙头脑史、美国政治头脑等领域。图为1966年《哈佛年鉴》所刊施克莱照片。

朱迪丝·施克莱异常熟悉韦伯的各项研究,对韦伯本人也极为尊重,曾在书中称他为“社会学最伟大的代表”。不外与此同时,她几乎没有哪次提及韦伯是在诉诸权威,相反,她总是把韦伯当成某路看法的主要代表来指斥。而且除了在诸如“美国上流社会是否真的没有沾染贵族习气”之类的噜苏问题上同韦伯较量,她还语带嘲讽地质疑了韦伯最著名的几项判断:西方文明的怪异性在于它的理性主义传统;新教伦理是资源主义生长的精神动力;政治家身处怪异的道德天下,须放下小我私家良心,恪守责任伦理。

韦伯作过一系列宗教社会学研究,工具包罗儒教、玄门、释教、印度教、古犹太教、伊斯兰教等。他试图通过“天下宗教的对照研究”,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讨现代资源主义为何起源于西方。在“亚洲四小龙”崛起的年月,曾有不少学者试图在韦伯确立的研究框架下挑战韦伯的详细结论,为作为经济伦理的儒家文化正名。现在也有不少学者仍在纠缠“韦伯对中国执法文化的指斥是否陷入了西方中心论”之类的问题。但归根到底,韦伯真正体贴的并非儒教、玄门、印度教……自己,它们只是对照研究的素材。韦伯试图通过对照研究,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讨现代资源主义的起源。这一系列研究更深层的理想是澄清西方文明的怪异性,研究资源主义只是由于经济因素最基本,因此是最好的切入点。

马克斯·韦伯

韦伯将西方的怪异性归结为理性主义。但在韦伯笔下,理性这个词含混艰涩且用法飘忽不定。不外施克莱一直善于化繁为简、直指焦点。她以为韦伯所谓的理性,实在就是一种喜欢发现、组织、遵守规则的习性,罗马法、理性化的社会伦理、清教等都可以从这个角度获得注释。理性主义确实是欧洲的一大传统,但施克莱指出,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有着或深或浅的共同之处,去除这些共性来提取所谓“西方的精髓”只会曲解西方自己。

既然这种类型化对照研究在历史层面云云不牢靠,为何仍有云云多的学者前仆后继乐此不疲呢?施克莱以为,对西方怪异性的诠释往往只是一种意识形态防卫手段,这一点在上世纪五十年月后变得尤其显著: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自己也源于西方,但却势所必然而非天经地义地被形貌成了西方的对立面([美]朱迪丝·N. 施克莱:《守法主义》,彭亚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9页)。

《守法主义》

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同样饱含对西方文明历史运气的关切。不外他并没有像厥后的现代化理论那样,简朴把理性化视为历史的提高。相反,他的现代性诊断带有深刻的阴郁色彩。有趣的是,海内援引韦伯的学者往往把他片面注释为一个单纯的提高论者。相比韦伯本人的叙述,这类势所必然的误读更适合作为施克莱的指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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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教伦理与资源主义精神》中,韦伯研究了现代资源主义的形成史。不外考虑到韦伯拒绝任何类型的单一因素决定论,更准确的说法也许是,韦伯处理了资源主义形成史的一个侧面,即注释新教的经济伦理若何助推现代资源主义的最初生长。在这项研究中,美国是韦伯的重点剖析工具,富兰克林被他视为新教伦理的人格化身。

在脱胎于1989年坦纳讲座(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的小书《美国公民身份》中,施克莱嘲笑了韦伯的著名论断。

《美国公民身份》

韦伯以为,美国人之所以云云痴迷事情,是由于他们在其中灌注了宗教意义。但施克莱指出,“韦伯太过痴迷新教和事情伦理之间的联系,因此把其他所有关联都给忽视了,民主政制和小我私家自力性就属此列”。在美国,事情之所以名誉,是由于只有自食其力者才算自力的民主公民:“要完全成为获得认可的努力公民……他还必须拥有自力性,而一直以来,拥有自力性都意味着必须成为‘赚取者’(earner)、获得酬劳的自由劳动者、因现实所做的事情而获得响应回报的人。他既不能是仆从,也不能是贵族。”而且,“将事情的价值从它的宗教语境中剥离出来,并赋予它新的公民寄义的实在是本杰明·富兰克林” (Judith N. Shklar, American Citizenship: The Quest for Inclus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64, 70-71)。

如果说《新教伦理与资源主义精神》是韦伯影响最大的单本著作,那么《学术与政治》肯定是他最著名的小册子。在收录其中的两篇演讲稿中,韦伯探讨了在价值多元、诸神纷争的时代,学者和政治人物应遵照何种处世之道。

韦伯区分了两类伦理,一类忠于良心,一类体贴效果。在韦伯看来,政治家必须蒙受怪异的伦理重负,为了公共责任牺牲小我私家良心——想想《教父》中的“准政治家”迈克·柯里昂。因此,韦伯眼中的政治家带有一点悲剧英雄色彩。但施克莱以为,“韦伯所说的伦理冲突是高乃依笔下的新古典主义贵族戏剧中的冲突,而非现代代议制民主国家里的政客所面临的冲突。韦伯明白的政治是一种有着伟大外表的政治,这种政治依然吸引着那些入戏太深的知识分子,他们喜欢把‘肮脏的活动’想象成极为惊人的、具有小我私家色彩且异常壮丽的危急时刻”([美]朱迪丝·N. 施克莱:《平时的恶》,钱一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66页)。为何说那些知识分子入戏太深呢?由于在自由民主国家,大部分政治事务都噜苏平时。把那些忙于例行公事、敷衍塞责、讨价还价的公职人员想象成天天在为国家生死存亡费心的文明担纲者未免可笑。事实上,现在没人要求公职人员为了国家理性背弃小我私家良心,相反,人们希望公职人员比一样平常公民更正义、更老实——这彻底颠倒了马基雅维利及其信徒的逻辑。

《平时的恶》

不外公正地讲,这个指斥不能算是对韦伯本人的指斥。由于施克莱虽然以为韦伯对两类伦理的区分有些夸大其词,但也认可韦伯本人生涯其中的谁人国家确实不是只需费心寻常之恶的自由民主国家。施克莱主要指斥的照样那些时空庞杂的韦伯崇拜者。

在注释为何要援引先哲的著作时,施克莱写道,“……我并没有躲在这些庄重的巨人死后,也没有行使他们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论证,或以此震慑那些可能与我持差别看法的人。我只想通过谈论这些伟人而使他们变得对我有用”(《平时的恶》,346页)。面临韦伯,她同样秉持这一态度。相比把头脑史上的巨人曲解为自己心目中最完善的样子,再借巨人之口表达自己对现代问题的看法,施克莱的做法自然更为可取。

不外施克莱对韦伯的指斥不见得完全建立。问题对照显著的是第一项指斥:以“西方内部存在多种传统”来批判韦伯关于西方文明怪异性的叙述。

在人文社科领域,平常说研究工具内部存在差异只是准确的空话。任何归纳综合都难免牺牲工具内部的丰富性,但它却是必不可少的头脑手段。因此,仅以存在内部差异为由,来反驳一项归纳综合性事情是缺乏说服力的。真正的要害点在于,这种归纳综合是否为当前研究所必须;在这一抽象层面举行归纳综合是否有足够的基础。不能质朴地以为写得越详细越好,由于这可能意味着正确,也可能只是啰里啰唆、抓不住当前重点的显示。就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而言,主要的是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整体差异。只要这种差异足够显著,且确实显示为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程度差别,那么“西方内部庞大多元”便不是一个有用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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